论文《以一个公司型农场的作物失窃事件为例》

近期“内蒙古呼和浩特百亩向日葵遭村民哄抢”事件登上新闻热搜

事后警方通报8人被拘！在这个案件之前其实我们也曾看到过不少类似哄抢案件

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上演，且哄抢偷盗的东西不限于玉米，白菜，天然气等等

2022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徐宗阳

曾经以一家公司农场失窃事件为案例撰写了下面这篇论文

在论文中深刻探讨了农民行动的观念，看完可以大致理解哄抢这种行为是如何产生？

下面是微博用户@科学未来人 分享时的原文以及原始论文下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论文下载：夸克网盘/百度网盘/迅雷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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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大老板去农村包地，靠拉电网、挖河沟、养藏獒、雇人看地都收效甚微。

一般有效的做法是雇佣当地人，让当地人因为包地而收益。

但总体上不是一个地方如此，普遍性都偷，所以怎么解释农民的这种“公开行窃”、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偷窃”才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²先说一个真实案例：2012年，华北某地有一个做医疗器械生意发家的生意人

他到距离老家30公里的一个镇，通过镇政府，快速流转了当地7个村庄，总共6559亩的承包地。

他搞了一个大农场，主要种小麦和玉米。然而，仅仅到了第2年8月就出问题。

附近十来个村庄的人偷他。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有时候年轻人也来偷。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四百人来偷玉米。

当然，他们自己不叫“偷”，叫“拿”，或其他土语，总之不叫“偷”。

因为是流转的第1年，当地镇政府前后组织了600多人帮他日夜轮班看玉米。

镇上的公安也出动，抓过多个偷盗数量比较大的村民，罚款、拘留。但收效甚微。

当年700多亩玉米被偷，直接经济损失70多万。

第2年、第3年、第4年，一直被偷。

十来个村庄，骑着电动自行车、开着三轮车，甚至小型汽车来偷。

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村民多为单独行动，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社会学研究者去采访，当地村民理直气壮，认为这是正当的。

研究者采访正在偷玉米的年轻两口子，男的说他媳妇怀孕了，就想吃鲜玉米，没处买去，所以就来这里拉一车。

理由五花八门。

农场主甚至雇佣了一些能打人的年轻人，日夜巡逻；

这些人跟当地村民起了肢体冲突。结果，当地村民更加认定这些人是“坏人”，于是偷地反而更加充满正义。

那些被罚款，被抓去拘留的村民，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他的朋友们甚至给他摆酒压压惊。

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偷窃而在道德上被同村人瞧不起。

³怎么解释这些现象？作者徐宗阳开动社会学的脑筋，给出了三个原因的解释：

第一，本来这些地都是村民自己的，但当地镇政府为了快速完成流转的任务，动了很多脑筋

迅速地把土地流转过来，再承包给外人。

以集体的名义充公，于是激活了一个观念上的“集体”。

历史记忆中，那几十年的集体生活下的“规则”，让村民们认为去掰农场的玉米，就是拿“公家”的东西。

公家的东西在过去几十年是可以拿的，那么现在也是可以拿。

第二，村民只“拿”这个农场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对隔壁其他土地上的玉米秋毫不犯。

因为那些土地的主人是“熟悉”的“自己人”，不是“外人”。拿外人的东西，

被民间的舆论所默许、支持甚至激励；这里面存在一种扩大机制，表现之一：谁拿的多，谁最有本事。

第三，当农场的“外人”反抗的时候，反而给自己带来又一个头衔：“坏人”。

这里面是一种固化机制，村民们更加认为“拿”坏人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作者由此认为：

¹农民在面对外来者时，会先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产生一种对应的行动伦理，再根据关系背后的原则与之相处。

²同时，“当他们在眼前世界中无从判断外来者的位置时，会转而从个体经历或集体记忆中找寻。

那么，我们就将深刻观察到宏观的农村社会变迁在农民身上留下的印记。”

³费孝通老先生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写道：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这个故事有意思。因为比那些“农民就是自私”、“贪小便宜”等等负性道德评价的解释度更高；

也能指出跟农民沟通、农村改革的一些方向。

⁴回到“祁厅长”的例子。

a，“祁厅长”被视为“全剧被杀死的2个农民的儿子”中的一个，是“自己人”，而且很照顾“自己人”，“

村里的狗都想办法弄到城里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所以农民在看待他时，评价的道德伦理便不同。

b，“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反抗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领导者，但其效果不容小觑”。

亦即，农民作为“弱者”，通过“弱者的武器”诸如偷盗、纵火、暗中破坏、支持“反行为者”等等

来与那些从他们身上榨取价值的人做阶级斗争。

“反行为者”，指的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者，以表面顺从的姿态，自下而上地获得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个人利益”。

显然，给整自己的高阶层“梁老师”下跪等等的“祁厅长”，就是一个“反行为者”。

先顺从，再反抗，极端维护个人利益。也因此，“农民的行动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

⁵有什么办法来改善这些呢？

面对一个仍然深深根植于传统伦理本位的农村社会结构与人伦结构。

案例：

天然气盗窃

@蘸盐：我有个表弟是中石油管道局的，跟我讲过河北那边农民带着“房子那么大”的大塑料口袋

开三轮车去中石油的输气管道偷天然气的事

@红茶_魔王:最恐怖的是他们自行在输气主管道上开孔，然后装好阀门，想放就去放点。至于天然气泄漏导致的安全风险基本不考虑

@一大瓶脱碳甲醛:是的，由此培养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带压开孔和带压堵漏团队

（示意图，本图是河南濮阳中原油田和山东滨州渤海油田的偷气农民，不是河北的）

龙虾盗窃

@虫来如此_Leon：我老家土地流转搞龙虾养殖，也是被大量的盗捕变现，有人一个月因此获利近万元

在当地广为流传，大多都是羡慕嫉妒。

后来雇了一个当地的混混，装了摄像头，但收效甚微，甚至有更多矛盾。

这里面土地流转费用低，还形成了大量的拖欠流转费，更近一步让盗捕变成心理上的“合法行动”。最终承包者巨亏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