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过很久才会道歉？

昨日凌晨零点，作家、导演郭敬明就当年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作品《圈里圈外》一事在微博上道歉。郭敬明表示将把《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版权收入全部赔偿给庄羽女士，“如果庄羽女士不愿意接受，我会把这笔钱捐给公益慈善机构”。

其实此事在法律上早已有定论。在2006年5月，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认定，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作家庄羽作品《圈里圈外》，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追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公开道歉等，限期15日执行。不过，郭敬明当时并没有公开道歉。

郭敬明道歉信全文

昨晨，庄羽在微博上接受这份迟来的道歉。庄羽表示，“对于郭敬明先生提出的将《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小说出版后获得的线上线下所有的版税以及全部收益赔偿给我的这个提议，我有一个新的建议，我也将《圈里圈外》这本小说出版后获得的线上线下所有版税以及全部收益同《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收益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反剽窃基金，用以帮助原创作者维权，并接受公众的监督，请郭敬明先生考虑。”对此，郭敬明也表示同意。

庄羽的回复和郭敬明的回应

同样在昨晨，编剧于正也在微博上就《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版权一事向琼瑶道歉，称自己缺乏足够的勇气，有很多次都下定决心想写点什么来表示忏悔和痛心，但迟迟不敢下笔，希望有机会当面道歉。并在稍后宣布退出《我就是演员3》的录制。

 于正道歉信全文

 

就在不久之前，琼瑶、高群书、束焕、王小平、赵冬苓等111名位影视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在冬至深夜向行业和社会发出强烈呼吁道：抄袭者不应成为榜样，公开抵制于正、郭敬明出任演技类综艺节目导师，还批评最近播出的《演员请就位》《我就是演员2》等节目为追逐点击率、收视率、博取观众眼球使用有抄袭劣迹的编剧、导演。

 

对于郭敬明和于正迟来的道歉，网友们纷纷表示“我的青春终结了”。有许多网友认为，郭敬明道歉是为了电影《晴雅集》的票房而进行的“炒作”，为了冲击“年底KPI”。还有网友认为，影视编剧界的联名公开信事件给郭敬明和于正造成了很大压力，因此他们才选择道歉。

 

为何郭敬明和于正会在“抄袭事件”过了那么久之后，才选择公开道歉？一般“迟来的道歉者”的动机都是怎么样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沃斯特分校名誉校长兼医学院名誉院长，精神病学教授，知名的道歉学专家艾伦 • 拉扎尔在《道歉的力量》中“迟来的道歉”一章中分析了“迟来道歉”的原因。艾伦 • 拉扎尔又是如何总结的呢？

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道歉的力量》，略有删减。

作者｜[美] 艾伦 • 拉扎尔

摘编丨徐悦东

《道歉的力量》

作者：[美]艾伦·拉扎尔

译者：林凯雄、叶织茵

版本：联合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3月版

有时候，道歉行为是在冒犯行为过去了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提出或被要求的。根据我的观察，从20世纪90 年代起，这种迟来的道歉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延迟？又为什么现在才道歉？个人、群体、国家能在冒犯行为过去几十年后，顺利进行有意义的道歉吗？个人或群体能顺利地为前人的冒犯行为道歉吗？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这样的道歉吗？

 

本章我们将通过若干道歉的例子来探讨上述问题。这些道歉有的是私下道歉，有的是公开道歉，均在冒犯事件发生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提出。这些道歉可分为四类。第一类道歉是为了解除难以忍受的内疚感或羞耻感。第二类道歉是发觉自己上了年纪，甚至是在面临死亡时，萌生了道歉的念头。第三类道歉，冒犯者期望操纵其外部环境，去影响公众的反应，或修补一段近期价值提高的破裂关系。最后一类道歉是受到某种道德理念的启发或决意实践其理念；冒犯者或许是头一次觉悟到，他们的行为破坏了重要的道德价值。

迟来的道歉的一个常见原因，是认识到自己造成伤害，随即产生难以忍受的内疚感。想想看约翰 ·普拉默（John Plummer）的例子，越南战争期间他24岁，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兼作战指挥官，负责协助联军实施轰炸。1972年6月8日，联军向越南展鹏县（Trang Bang）的村庄投掷大量炸弹与凝固汽油弹。次日早晨，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Starsand Stripes）登载了一则有关该空袭的报道，其中包含一张如今举世闻名的照片——年仅九岁的小女孩潘金福（Kim Phuc）逃离遭烈火吞噬的家园。几年后，普拉默“……盯着照片，看见凝固汽油烧光了她的衣服。她眯紧了双眼，张大着嘴巴，惊骇莫名，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遭受这种痛苦。她拍打双臂，姿态笨拙，仿佛不认为那是自己的手臂……‘我难受得像是膝盖遭到暴击。’”

战后的几十年里，约翰 ·普拉默酗酒成性，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饱受折磨。最终他辞去了国防承包商的工作，转而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尽管他已投身新的职业，却仍对深深印在他脑海中的那张照片耿耿于怀，一想起它就觉得心痛。他甚至梦见那张照片，还听见受害者的尖叫声。“如果她能凝望我的双眸深处，普拉默心想，她会明白我为了自己对她造成的伤害，感到多么痛苦，多么悔恨。”

事情过去二十四年后，约翰·普拉默与潘金福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相见，普拉默这么描述那次会面：“她朝我敞开双臂……我却只能不断地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而她轻拍普拉默的背，告诉他：“没关系，我宽恕你，宽恕你了。”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自从那天见过潘金福，我再也没在睡梦中听见任何声音，再也没有尖叫声，一切复归宁静。”

这段故事阐明了罪恶感如何促成了在伤害事件发生后二十四年做出道歉。普拉默并未遭到控诉，因为受害者当初甚至不知道他的身份。普拉默没有试图操纵情势或逃避对自身过错的责罚，他承受的痛苦来自内心——他仅仅是缺乏内心的安宁。根据他的说法，当面道歉并获得宽恕，终于平息了那些尖叫声，使他的心灵平静。此外别无他法，即使是转变职业、重新适应生活的巨变，也没办法缓解他深植心中的内疚感。因内疚感、羞耻感、赔罪的愿望所驱使，做出迟来的道歉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日本情报官永濑隆，他在“二战”期间虐待在泰国桂河当苦力的英军战俘。

战后，永濑隆试图摆脱内心折磨，他著书写下当时的经历，并回到当年虐待战俘的地点创建寺庙。然而，就如同普拉默一样，永濑隆没办法借由这些“良善事业”来消除心理痛苦。直到事情过去六十年后，他偶然重遇当年的一名受害者，才给了他直接为罪行道歉的机会。而这名英国士兵埃里克 ·洛马克斯（Eric Lomax）或许是为了摆脱内心报复的欲望，交给他一封信，宽恕了他。洛马克斯在自己的书《铁路劳工》（Railway Man）中讲述了这段故事。

在接下来的案例中，内疚感显然是道歉的动机。1976年，在一场抗议校车接送制（反学校种族隔离的一种措施。——编注）的暴力示威中，数名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波士顿市政大厅的台阶上，殴打黑人律师西奥多·兰兹马克（Theodore Landsmark）。不但如此，一名年轻人还拿起美国国旗当作武器，举起旗杆捅兰兹马克，垂落地面的星条旗微微卷起。斯坦利·福曼（Stanley Forman）拍下了这一幕，因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它的时机（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事发地点、美国国旗作为武器的象征意义、受害者的种族、加害人的肤色等，构成了富有冲击力的画面，传递出偏执与仇恨的深刻信息。兰兹马克从来没有看到攻击他的人，警方也没有逮到任何人。

十八年后，其中一名攻击者博比 ·鲍尔斯（Bobby Powers）寻访兰兹马克先生，“羞愧难当地”向他招认自己是攻击事件的共犯，希望能向他赔罪。“我不是个恶毒的人，”他解释，“我总是为了自己的许多问题怪罪校车接送制……但问题其实出在我身上。”鲍尔斯说当时他绊倒兰兹马克，然后就闪到一边，好让那些“闹事者”趁机攻击他。事发当年，鲍尔斯才17岁，如今他澄清自己并非种族主义者。“我那时只是个愤怒的年轻人，就只是个男孩，真的。”如今鲍尔斯的父亲生命垂危，祖母生病，他也时不时地惹上一些麻烦。鲍尔斯觉得除非他为了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否则他的人生无法步入正轨。鲍尔斯觉得自己将近二十年来就像穿着“粗麻布T恤”，他说：“我知道西奥多宽恕了我，但我很难宽恕我自己。”

鲍尔斯无论是承认冒犯行为或是承担罪责（“我总是为了自己的许多问题怪罪校车接送制……但问题其实出在我身上”），他的自责与痛苦都意义深远，而他的解释也相当可信（并非种族主义者，“只是个愤怒的年轻人”，祖母生病，父亲生命垂危）。

另一种迟来的道歉的常见情况是，冒犯者企图操纵外在环境来谋取自身利益，或缓和冒犯行为的负面影响。尤其如果冒犯行为是近期才被揭穿，冒犯者或许会试图推诿塞责说：“此一时，彼一时；至少在我人生的现在这个阶段，我绝不会做出那种事情。”这类道歉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尼克松总统与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师的。

尼克松总统偷录的一盘录音带，记录了1972年某次早餐祈祷后，他与格雷厄姆交谈中出现反犹太言论。尼克松先提起这个话题，他怒斥犹太人支配了媒体，而他没办法公开表达这种看法而不被新闻界修理。格雷厄姆的回应显示他赞同尼克松的意见，他说：“得突破这种备受钳制的困境，要不然这个国家将会每况愈下。”他还说：“……如果你能再度当选，到时候我们或许就能采取一些行动。”

三十一年后，录音带被公之于世，此时已83岁的格雷厄姆道歉说：“我完全想不起来曾对任何族群有过那种感情，特别是对犹太人，而我现在当然更不可能这么觉得。我那时的言论没能反映我对于犹太人民的热爱，而我谦卑地请求犹太民众明察，过去这些年来，我致力于促进犹太人的权益，这些作为与我那日在总统办公室的发言是截然不同的。”

岁月的流逝，使得格雷厄姆可以撤回原来的主张，完全不用承认那是他的意见（“我完全想不起来……”），同时申明自己现在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我现在当然更不可能这么觉得”）。甚至格雷厄姆道歉时使用的动词也证明他其实自相矛盾，处境尴尬：三十一年前的言论要如何反映他如今对于犹太人民的热爱？无论事实为何，格雷厄姆力劝犹太民众权衡“这些年来，我致力于促进犹太人的权益”与“我那日在总统办公室的发言”——来向犹太人含蓄地保证，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他现今的信念与价值都不容许这种行为。

接下来的例子是关于言情小说家珍妮特 ·戴利（Janet Dailey）的。她被揭发抄袭了小说家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的作品后，承认自己于20世纪 90年代早期撰写的两本书《山杨黄》（Aspen Gold）与《恶名昭彰》（Notorious），部分取材于罗伯茨女士的几部小说。“对于我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痛苦或困扰，我只能向我一直以来视为朋友的诺拉，以及广大读者致歉……最近我才认识到自己随意的、偶有出现的抄袭行为，是缘于我甚至从不认为自己会有的心理问题……为此我已经开始接受治疗，并确保治疗后，这种行为将不再发生。”

这个道歉正是企图通过解释来降低负面影响。戴利声称罹患“甚至从不认为自己会有的心理问题”，以此来暗示，由于这样的疾病，或许她不该为抄袭负全责。在这个例子中，她之所以道歉，不过是因为侵权行为被人揭穿了；而在道歉中她还找借口来逃避责任，博取同情。人们会怀疑，她的补偿——捐款给美国扫盲志愿者协会（Literacy Volunteers of America），停售《恶名昭彰》（《山杨黄》已绝版）——会不会也只是企图规避民事诉讼。

第三个例子的加害者是瑞士政府。“二战”结束后，直至1996年，瑞士对于战争期间与纳粹的关系，以及纳粹大屠杀遇害犹太人的瑞士银行存款，一直避而不谈。直到战后五十年美国档案解密并曝光，以及苏联解体导致的文件开放，终于打破了此事少有关注讨论的状态。

从1996年起，瑞士遭到多项控诉，指责它在“二战”期间拒绝接纳犹太难民，与德国交易并提供硬通货，从这种不道德的交易中牟取暴利，而且拒绝向战时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归还他们的银行存款。这些指控重创瑞士国民人道、公正的国际形象。

瑞士以公开道歉与赔偿来回应种种指控；而我们可以将道歉理解为，瑞士政府企图利用赔偿来减轻瑞士国人的罪恶感，并扭转世人对昔日恶行的负面观感。此外，瑞士还进一步回顾历史，想弄清楚公正而人道的国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如果记录罪行的档案没有曝光，未曾披露这些新信息，恐怕瑞士根本不会做这些努力。

在这三个例子中，如果冒犯行为没有遭到揭发，冒犯者是不大可能道歉的。难道我们就该因此认定这些道歉没有任何价值吗？我不这么认为。比利·格雷厄姆长期以来被视为犹太人的朋友。他因而能在道歉时指出，在说出所谓的反犹太言论后，他善待犹太人的行为应可视为一种补偿。而珍妮特 ·戴利的道歉尽管不够坦率，辩解的内容也不太可信，但是她一样提出了补偿（或许是迫于法律的威胁）。瑞士政府道歉时，也承认了世人理当获悉的真相，赔还了被害人理当获得的补偿。就算这些道歉迟来了，动机也未必“纯良”，它们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价值。

这类道歉还有一个子类型，其中冒犯者企图利用道歉来谋取自身利益，我们把它称为“策略性道歉”。以乔治 ·华莱士（George Wallace）州长对美国黑人的道歉为例。华莱士是个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曾形容他是“性格最恶劣的南方民粹主义者”“心胸狭窄的可笑乡巴佬”。华莱士曾数次作为第三党派候选人来角逐美国总统。他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上，谈到“大规模的黑鬼投票”，《纽约时报》记者引述了他的这段话：“我今天可没有跟他们扯太多黑鬼的事……见鬼，人们现在要说我的态度软化了。”在之后的竞选活动中，华莱士遇袭，挨了一枪，从此腰部以下不能动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华莱士才向遭到他无礼对待的美国黑人道歉。譬如，他与黑人民权领袖、时任亚特兰大市议员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会面，历数自己悔不当初的种种行为，并告诉对方：“为我对你所做的一切错事，我请求你的宽恕。”华莱士还前往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马丁·路德 ·金工作过的旧教堂，宣称自己遭遇的折磨“与黑人蒙受的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并请求他们的宽恕”。他一再辩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权益。

面对华莱士州长的态度大逆转，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半身不遂后，真诚地为种族歧视的观点道歉（悔改）；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眼看政治潮流转向，自己的票源缩减，只好以道歉来挽救政治生涯。

另一个为了巩固事业而道歉的例子是保守派作家戴维 ·布罗克（David Brock）向阿妮塔·希尔的道歉。后者是最高法院现任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前雇员，也是托马斯任命确认听证会上最主要的反对者。布罗克承认，撰写那本严厉批评阿妮塔·希尔的书《阿妮塔 ·希尔的真面目》（The Real Anita Hill）时，他捏造物证，恐吓阿妮塔 ·希尔的支持者，还隐瞒证据，伪造记录。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在《华盛顿邮报》引述布罗克的话：“我不但写了一本我现在才认识到错了的书，还在一篇关于这件事的书评上故意撒谎。我应当还原历史事实，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说我犯了什么错误，那便是早在五年前就得悉真相，却秘而不宣。”

布罗克如今确信，出版一本述说真相的书，可以挽回他的声誉。在一次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Public Radio）的访谈中，他说自己已经向阿妮塔 ·希尔致歉，还说：“我那么做是打算私下和解。这是必要的第一步，我想这样或许就可以——减轻我的良心不安。”布罗克撰写另一篇文章后，希尔打电话给他，并留下语音消息，但是布罗克说：“我那时没有胆量回电话给她，因为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处理好……我不知道如何说出全部的真相，因为我会不得不承认，我最出名的两件事都做错了。我实在没有勇气那样做。”

为什么布罗克选择在这个时候坦白？我们可以推测。首先，他清楚法律有追溯期限制，对方无法凭1994年出版的著作来起诉他犯了诽谤罪。其次，他最近刚宣布出版新作《被正义蒙蔽：一个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Blindedby the Right: The Conscience of an Ex-Conser vative）。有些人认为，他的坦白或许能刺激新书人气。我们应该将他所有的“招供”视为一种道歉吗？当我们审慎检视他的言论，就会发现，如果他真的打算好好道歉，那么他距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

举例来说，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布罗克使用的是附加条件的陈述：“……如果说我犯了什么错误……”，显示他并不确定自己犯了错。而且他实际上从未直接与阿妮塔·希尔对话，这也说明了，他既不想承担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责，也不想通过承受羞耻或痛苦的方式，来为错误付出代价。基于这些事实，这场道歉看起来就只是为了吸引媒体关注，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赔罪，也没有打算好好补偿的意思。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道歉的力量》，[美]艾伦 • 拉扎尔著，林凯雄、叶织茵译，联合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3月版。作者：[美]艾伦 • 拉扎，摘编：徐悦东，编辑：石延平；导语校对：李铭。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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